摘要：由于文献的限制，西方光学知识在明清之际的影响一直难以厘清。综合新发现的《镜史》一书及其他相关材料，对孙云球的生平及交游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指出《镜史》为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光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来源于汤若望的《远镜说》。孙云球在吸取西方光学知识的基础上，以水晶为材料磨制成各种光学器具，对后来的民间制镜业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李渔的小说《十二楼》中关于各种光学器具的记载完全来自于《镜史》，对孙氏所制各种光学器具的推广起到不小的作用。
关键词：孙云球／《镜史》／《远镜说》／眼镜／望远镜／明清之际
眼镜自元明时期从西方传人中国，初称叆霴(或僾逮、优逮等)，后在郎瑛的《七修类稿续稿》中始有眼镜之名①。由于时人未能仿制，眼镜往往成为奇珍异品被人收藏。对眼镜的仿制出现于明末[1]，但最成功者当属清初的孙云球。他采用水晶磨制成各种透镜，对中国的制镜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稍前，薄珏曾做过望远镜，但用的是玻璃②。李约瑟等倾向于认为薄珏和孙云球是独立制作光学仪器的[2,3]，亦有学者推测他们应当受到了西学的影啊([4]；[5]，479—482页)。然而，迄今为止未见薄珏著作传世，且学界一向认为孙云球的《镜史》一书已佚，因此对于他们的研究仅凭有限的材料进行推测，很难得出信服的结论。笔者据最近在上海图书馆新发现的《镜史》一书，辅以其他相关文献，希冀对孙云球的生平、交游、学养有更进一步的探讨，以期深入理解西学传人与中国光学器具研制之间的关系。
1 生平与交游
孙云球，字文玉，又字泗滨，吴江人，大约生于1650年，卒于1681年以后③。其父名志儒，字大若，又字茂叔，祟祯癸未(1643年)进士，曾任莆田知县[6]、漳州知府[7]。母董如兰，字逸隽，号慕园，吴县人，懂诗书。孙云球自幼得母亲亲授经史，十三岁为县学生，后两次乡试未果，遂淡于功名。明清鼎革之后，一家从福建返归故里，开私塾。其父故去之后，孙云球偕母寓居苏州虎丘，以卖药为生。
孙云球对制造发明颇有天赋，“尝准自鸣钟，造自然晷，应时定刻，昼夜自旋，风雨晦明，不违分杪”([8]，读《镜史》书后)。他对光学几何之法尤有研究，在苏州用水晶磨制各种镜子，其中以眼镜(远视镜、近视镜、童光镜)和望远镜影响最大。他的光学知识主要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张若羲④称他“远袭诸泰西利玛窦、汤道未、钱复古诸先生者也”([8]，孙文玉眼镜法序)，吴奇生则云：“西来忽遇异人传。几何心法得真诠。”([8]，《镜史》赠言)这些皆表明孙云球受西学影响之深。
至于制镜技术，孙云球则多与杭州诸昇⑤、桐溪俞天枢、西泠高逸上⑥、钱塘陈天衢⑦相互切磋，最终“萃诸子之成模，参之几何求论之法，尽洗纰缪，极力揣摩，使无微疵可议”，其所制眼镜则“扩为七十二种，量人年岁、目力广隘，随目配镜，不爽毫发。”([8]，孙文玉眼镜法序)
由于孙云球制镜技艺高超，当时很多人都不惜重金前来购置眼镜。他的舅舅董德其⑧近视甚为严重，“阅文缮写，在见寸以内”，康熙十七年(1678年)参加乡试，借助孙云球所制眼镜，“顿使目光远一尺有余”([8]，《镜史》弁言)。董氏中举，眼镜功不可没。
关于孙云球的传记资料最早出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虎阜志》，其中卷6“物产”收录《镜史》一书中张若羲“孙文玉眼镜法序”、文康裔“读《镜史》书后”、董德华“《镜史》跋”，并综合多种资料在卷7“名贤”中为孙云球立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传。此后关于孙云球的记述均不出《虎阜志》的范围。《吴门补乘》(1822年)卷2“物产补”载汪士煌撰《善制眼镜孙云球传》。《吴县志》(1933年)卷51“物产·眼镜”提及孙云球，其资料源自上述《吴门补乘》卷2汪士煌撰的《善制眼镜孙云球传》，卷75下“列传·艺术二”的孙云球传则采自《虎阜志》卷7的传记。
以上各书均记载文康裔患短视，孙云球偕他到虎丘山顶试其所制望远镜，文氏大为惊叹。此一情节屡被后人征引。据文氏的“读《镜史》书后”，孙云球偕他在虎丘山顶试验望远镜确有其事，他患近视则为讹传，因为孙云球赠给他的是存目镜⑨，并非近视镜。《虎阜志》和《吴县志》皆言孙云球“康熙初卒，年三十三”，还记载其母曾为《镜史》一书撰序，然笔者所见版本并没有该序。
2 《镜史》与《眼镜说》
明末，西方传教士不仅携入许多西洋仪器⑩，而且还译著了大量的相关著作。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阳玛诺(Manuel Dias，1574—1659)撰成《天问略》一卷，最先向中国介绍了伽利略制造的望远镜及其新的天文发现([9]，17—19页)，惟较为简略。天启六年(1629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yon Bell，1592—1666)与李祖白合作撰成《远镜说》一卷，为明清之际最为系统地介绍望远镜及眼镜的原理、制作和使用方法的专书。此书当是据Girolamo Sirturi所著的Telescopium,Sive ars Perficiendi novum illud Galilaei Visorium Instrumentum ad Sidera(Frankfurt，1618)译纂[10]，入清以后被收入《西洋新法历书》。此后罗雅谷(Giacomo Rho，1592—1638)的《五纬历指》、邓玉函(Johann Terrenz，1576—1630)的《测天约说》等书均提到伽利略所制的望远镜[11，12]。
最早将望远镜带入中国的是汤若望，时间应在其入华的1622年。此后不久，卢安德(Andrius Rudamina，1596—1631)、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等亦有携入([9]，41—42页)。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上疏请造望远镜，但由于种种原因，经过6年之后，崇祯历局的望远镜方才造成[12]。
与此同时，民间亦开始有人仿制望远镜，最早是薄珏。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进犯安庆，薄珏受应天巡抚张国维(1594—1646年)之礼聘，制造铜炮及望远镜，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3]。由于薄珏用玻璃制成望远镜，因此他受到西人的影响应该无疑。之后不久，孙云球也开始磨制各种光学器具，其中便有望远镜。
至于眼镜，明清时期传教士亦传入不少，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郭天宠(Joao Baptista，1654—1714)、习圣学(Jean—Charles—Etienne Finis— sard de Broissia,1660—1704)送康熙10副度数不同的眼镜，以备不同年岁使用。[13]雍正十分喜欢眼镜⑾，并时常向大臣赏赐，即位不久便于内务府造办处设立眼镜作⑿。与雍正不同，乾隆对眼镜颇有偏见，终生未戴过眼镜，还写了不少反对佩戴眼镜的诗。他还认为玻璃对眼睛是有害的，而水晶则“无弊”[14，15]。这似乎也反映了当时用水晶磨制眼镜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眼镜需求巨大，民间亦多有人仿制。然正如诸异所言：“造镜家余亦阅历数子，得其形似者十有六七，会其神理者十无二三。拈花微笑，惟孙生一人。”([8]，《镜史》小引)文康裔亦云：“其玄玅在几何，高深平直，不碍不空，间不容发。夫岂与工人赝鼎，窃见一隅，或虚儗形似，或任意仿摹，冒其巧以博世资者，可同日语哉?”([8]，读《镜史》书后)可见，孙云球在当时仿制眼镜的人中，不但是最为成功的，而且对制镜相关的几何知识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2.1《镜史》及其所介绍的光学器具
《镜史》一卷(见附录)，题“孙云球编辑，文康裔较阅”，康熙二十年(1681年)序刻本。正文共14叶，半叶8行，行20字，四周双边，无鱼尾，版心上题“镜史”，板框14.2cm×9.2cm。卷首有张若羲“孙文玉眼镜法序”、母舅董德其“《镜史》弁言”(1680年)、诸昇“《镜史》小引”、吴奇生⒀“《镜史》赠言”，卷末有元舅董德华“《镜史》跋”(1681年)、文康裔“读《镜史》书后”(1680年)。
该书正文甚为简略，约1300余字，共分为昏眼镜、近视镜、童光镜、远镜、火镜、端容镜、焚香镜、摄光镜、夕阳镜、显微镜、万花镜11部分，每一部分对相应的镜种有言简意赅的解释，并配有相应的版画，制作非常精美⒁(图1)。而其他如鸳镜、半镜、多面镜、幻容镜、察微镜、观象镜、佐砲镜、放光镜、一线天、一线光诸镜种种，由于人们不常用，或仅供戏玩，故均未列载。[JF:Page]
对孙云球制作的各种光学器具，王锦光、李约瑟、鲁桂珍、王冰等人分别作过推测。由于《镜史》过于简略，现在依据原文还是不能完全推知它们。
昏眼镜、近视镜、远镜：毋庸赘言，即现在的老花镜、近视镜和望远镜。
童光镜：孙云球称“即西士所谓存目镜”。李约瑟和鲁桂珍推测为“单式显微镜”还有一定可能，至于为“一种更强大形式的‘千里镜’”[2]，则似有些远了。
火镜：其实就是凸透镜，用以代替燧石取火。
端容镜：即为普通镜子。
焚香镜：应与火镜相似，只是在其下置香，并将该镜做成一个架子，随日而转，颇为方便。
摄光镜：即简易的针孔成像器，或与影戏灯类似。
夕阳镜：即墨镜，用茶晶或墨色的水晶做成。
显微镜：值得指出的是，孙云球特别提到显微镜在博物学上的用途：“博物者不特知所未知，信乎见所未见。”西方显微镜在1680年左右即已经传入中国⒂，因此孙云球独立发明显微镜的可能性不大。
万花镜：或即万花筒之类。
曹允源等纂《吴县志》中称孙云球制造了72种镜子[16]，此说被后人广为引用。实际上，孙云球分别磨制了24种昏眼镜、24种近视镜、24种童光镜，共72种，此外，尚有远镜、火镜、端容镜、焚香镜、摄光镜、显微镜等多种，并非总共72种镜。
孙云球配制眼镜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随目配镜”，目前尚无资料说明是如何做到的。但如上所述，他应该是分别磨制好24种度数的老花镜、近视镜和童光镜，让顾客自试，看哪一种最合适便为之配制该种眼镜。这其实就是现在所谓的主觉验光。若他能提供0—600度眼镜的话，与现在25度一档的主觉验光已无显著差别。当然，他的“随目配镜”应不含他觉验光，但能给患者提供24种选择，在当时也是非常难得的准确和便利了。
2.2《镜史》对《远镜说》的征引
由于文献的限制，以往学界仅能对孙云球所制作的镜子进行推测，对其知识来源也无以解释。王锦光曾猜测孙云球受到《远镜说》的影响[4]。事实上，从《镜史》一书，可看到孙云球对西学几何之法十分关注，尤其对《远镜说》一书深有研究。诸昇说孙云球“壬子(1672年)春，得利玛窦、汤道未造镜几何心法一书，来游武林，访余镜学。”几何心法一书即指《远镜说》。《镜史》一书颇多取材于是书，兹列表(表1)比较如下：
从表1可看出，孙云球《镜史》中关于眼镜和望远镜部分的内容乃是依据《远镜说》中的相关部分纂辑而成。孙云球在其书“远镜”条中还明确说：
此镜宜于楼台高处用之，远视山川河海、树木村落，如在目前。若十数里之内、千百步之外，取以观人鉴物，较之觌面，更觉分明。利用种种，具栽汤道未先生《远镜说》中，兹不赘列。
虽然《镜史》很多参考了《远镜说》，但我们亦应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别。如《远镜说》“利于苦远视者用之”条中有“……喜三角形视近、不耐平行视远者……物象从镜角形入目……”等语，并配有相关图形作出解释，而《镜史》中则没有这些内容；对于镜片的护理，《远镜说》中只提及“两镜或受尘垢，勿用手揩摸，只以新净绢帛轻轻拂拭，即复光明”，而《镜史》中则加入“勿用绸绢揩摩”之语；等等。这表明《远镜说》更多的是关注几何原理，孙云球则在实践方面经验更为丰富。
《远镜说》一书只涉及眼镜和望远镜，因此孙云球对《远镜说》的参考亦仅此两端，至于《镜史》一书中其他部分的来源则尚有待考证。孙云球应当还阅读过其他的西学著作。张若羲说他“尤精于测量、算指、几何之法，制远视、近视诸镜。”([8]，孙文玉眼镜法序)可见他并非只懂得磨镜的技术，对于以数学几何为基础的光学知识应十分熟稔。
此外，孙云球还受到了薄珏的影响。《镜史》中论及调节望远镜时说：
人目虽同，其光万有不齐，如甲所定之分寸，乙视之则不合。须以筒进退之，极微为得。薄子珏云，须平时习视数日，由显之微，自近至远，转移进退，久久驯熟，然后临时举目便见。倘一毫未合，光明必减，奚镜之咎。
子珏即为薄珏的字。或许薄珏当时有相关著作行世也未可知。
王锦光、洪震寰还猜测《镜史》可能是“一本内容充实的光学仪器著作”[18]，然而该书却极为简略，更像是一本介绍各类镜子的手册，其中并未透露什么制作方法与技巧。由于当时这些光学器具已经成为商品，因此极可能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孙云球撰写此书只是向一般人推广其制作的各种镜子，而非着眼于光学知识的传播。
3 《镜史》在当时的流传
孙云球所制的光学器具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四方闻声景从，不惜数百里重价以相购”([8]，《镜史》跋)。与孙云球同时代的李渔(1611—1680年)在其小说《十二楼·夏宜楼》中，讲述了一位名叫瞿佶的旧家子弟利用望远镜(书中称千里镜)窥视一个官小姐的闺阁生活，从而“骗取”姻缘的传奇故事。书中所记载的一段光学史料则引起学界的浓厚兴趣([5]，496—498页；[19])。其文云：
这件东西名为千里镜，出在西洋，与显微、焚香、端容、取火诸镜同是一种聪明，生出许多奇巧。附录诸镜之式于后。
显微镜
大似金钱，下有二足。以极微极细之物置于二足之中，从上视之，即变为极宏极巨。虮虱之属，几类犬羊；蚊虻之形，有同鹳鹤。并虮虱身上之毛，蚊虻翼边之彩，都觉得根根可数，历历可观。所以叫做“显微”，以其能显至微之物而使之光明较著也。
焚香镜
其大亦似金钱，有活架，架之可以运动。下有银盘。用香饼、香片之属置于镜之下、盘之上，一遇日光，无火自燕。随日之东西，以镜相逆，使之运动，正为此耳。最可爱者，但有香气而无烟，一饼龙涎，可以竟日。此诸镜中之最适用者也。
端容镜
此镜较焚香、显微更小，取以鉴形，须眉毕备。更与游女相宜。悬之扇头或系之帕上，可以沿途掠物，到处修容，不致有飞蓬不戢之虑。[JF:Page]
取火镜
此镜无甚奇特，仅可于日中取火，用以待燧。然迩来烟酒甚行，时时索醉，乞火之仆，不胜其烦。以此伴身，随取随得，又似于诸镜之中更为适用。此世运使然，即西洋国创造之时，亦不料其当令至此也。
千里镜
此镜用大小数管，粗细不一。细者纳于粗者之中，欲使其可放可收，随伸随缩。所谓千里镜者，即嵌于管之两头，取以视远，无遐不到。“千里”二字虽属过称，未必果能由吴视越，坐秦观楚，然试千百里之内，便自不觉其诬。至于十数里之中，千百步之外，取以观人鉴物，不但不觉其远，较对面相视者更觉分明。真可宝也。[20]
郭永芳指出，李渔的《十二楼》较早的版本有顺治十五年(1658年)刊本，因此这一份史料应在此年之前[19]。事实上，较早的《十二楼》版本有3种：英秀堂本、宝宁堂本和稍后的消闲居本。前两种实为同版，只是刷印时间和书坊名称不同而已，均有顺治十五年杜濬(1611—1687年)序，这两个版本中并没有上述关于介绍诸镜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在后来的消闲居版本中才加入的，惟消闲居本的写定及刊刻时间暂还未得考(消闲居本的杜濬序未署年月)⒃。
李渔为何在后来的版本中加入这些内容?来源于何处?若比照《镜史》一书，便可看出这些内容几乎全部来自其中⒄，只是变得更为通俗，并有李渔稍加的一点评论而已。由于这些镜具当时尚不多见，他加入这些内容当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新奇性，同时也给千里镜一个背景性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李渔称显微镜下有二足，而《镜史》中为三足，此或为笔误，或当时已有多种显微镜。李渔接着还说：
以上诸镜皆西洋国所产，二百年以前不过贡使携来，偶尔一见，不易得也。自明朝至今，彼国之中有出类拔萃之士，不为员幅所限，偶来设教于中土，自能制造，取以赠人。故凡探奇好事者，皆得而有之。诸公欲广其传，常授人以制造之法。然而此种聪明，中国不如外国，得其传者甚少。数年以来，独有武林诸曦庵讳□者，系笔墨中知名之士，果能得其真传。所作显微、焚香、端容、取火及千里诸镜，皆不类寻常，与西洋上著者无异，而近视、远视诸眼镜更佳，得者皆珍为异宝。[20]
这也说明了明末之前诸镜多通过贡使传人中国，中国并未自行制造，至明末随着耶稣会士(“出类拔萃之士”)的入华，中国人方得以学习此艺。文中还暗示上述关于各种光学器具的知识来自诸曦庵。诸曦庵即诸昇⒅，曾指导过孙云球制镜之术。在以李渔金陵别墅“芥子园”命名的《芥子园画传》中，其女婿沈心友请诸异为第二集编画了《兰竹谱》，诸昇并为之作序⒆。可见诸昇与李渔一家应是很熟悉的。
诸昇显然对制镜也很有研究，但如上所述，《十二楼》中关于诸镜的文字一定是参考了《镜史》一书。因此可推断是诸异向李渔透露了孙云球的《镜史》，而使得李渔孙冠诸戴了。瞿佶的故事尽管是虚构的，但《十二楼》对望远镜等光学器具的推广无疑起了不小的作用。
孙云球的制镜术对之后的光学仪器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州因他而成为全国的制镜中心。民国时期，上海已经大部分采用从德国、美国舶来的玻璃镜片制造眼镜，但吴县仍主要以传统的水晶磨镜，其制作程序则分为：“(甲)水晶作：(一)车片，(二)磨光；(乙)钉铜作：(一)制造小件，(二)装成镜架；(丙)眼镜店：(一)配合成件，(二)装潢。”[21]由此亦可大致想象清初制作眼镜的情形。这种手工制作水晶眼镜的工艺至今在江苏东海等地还有所保留，但大多只是作为工艺品，价格十分昂贵。
4 结语
中国和日本是近视多发国家，拉斯穆森(O．D． Rasmussen)对此曾有过别开生面的研究。他指出，19世纪以前日本基本没有自己仿制过眼镜⒇。我们不禁也要问：西方的眼镜在元明时期便已传人中国，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但何以要到明清之际才有人成功仿制?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为磨制镜片的技术，一为对透镜光学知识的了解。古人其实很早就能用水晶磨制各种镜片(包括取火透镜、放大镜、装饰用的水晶球等)，隋唐时期西方的玻璃取火透镜也大量传入中国([5]，225—242页)。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并没有发展出关于透镜的屈光学知识，这是元明时期未能仿制眼镜的主要原因。
明清之际随着耶稣会士入华，西方光学知识也开始传人。汤若望的《远镜说》是第一部系统地向中国介绍望远镜制作及相关光学原理的著作，对西方光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的光学仪器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云球在此书的启发下撰成的《镜史》一书，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光学论著，书中介绍了多种他所制作的镜具，其中关于眼镜和望远镜的部分乃是直接参考《远镜说》纂辑而成。但该书内容甚为简略，并没有透露更多的制作方法，更像一本简介和使用手册，因此“市坊依法制造”不大可能。而内容充实、有理有据的光学著作则要等到19世纪早期郑复光的《镜镜詅痴》。
孙云球成功地制作了各种光学器具，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渔在其小说《十二楼》中详细地“宣传”了这些新奇的事物(尤其是望远镜)，而其中关于各种镜子的介绍则来自于《镜史》一书。值得指出的是，除眼镜和望远镜之外，孙云球是如何研制出其他镜具的，以及他的光学知识对后来制镜业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
